【上观新闻】新冠第二波与1918大流感有何相似?医学院校长开课《名画中的瘟疫史》作答

发布者:千金城娱乐客户端健康医学院发布时间:2020-11-25浏览次数:10

作者:徐瑞哲


  目前,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6000万例,累计死亡病例超140万例,100多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万例。这不禁令人联想到100多年前的1918年大流感,据不完全统计造成全世界2000万到5000万人丧生,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具破坏力的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。

  那么,今年新冠疫情,尤其是第二波疫情与1918大流感有何相似?一门面向全国高校开设、包含40多节微课的《名画中的瘟疫史》在线开放课程试图揭开答案。作为主讲人,千金城娱乐客户端健康医学院校长黄钢不仅进行专业解读,更以名家名画的独特视角加以佐证。他希望选课人不仅知史明史,而且借由名画共情历史,可谓“画布书史,鉴古知今”。



【画家与妻子先后病亡,关注疫后后遗症】

  事实上,1918年不仅是流感之年,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年,而流感死亡者数倍于战争死亡者。著名表现主义画家埃贡·席勒,就是交织战役与战“疫”的典型代表。作为奥匈帝国公民,他于1915年入伍,当上“文艺兵”。1917年,他回到维也纳,正是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,参加了各个大型画展。然而,谁曾料想,1918年就是他和妻子的终日。

  1918年秋,身怀六甲的席勒之妻爱迪丝因患流感去世,三天之后,席勒也因流感而病故。黄钢教授告诉学生,席勒时年只有28岁,这正是当年大流感最易发生和最易致死的年龄。同为表现主义画家的爱德华·蒙克,那年55岁,虽患流感,却幸免于难。在1918年大流感中,青壮年死亡率远高于中老年。

  席勒在病痛中挣扎着创作了他生前最后一幅杰作《家庭》。在暗黑的背景上,画家用有力的线条和色块,凄美地描画了一对裸身的父母以及他俩的小孩,他们目光无助,充满对生的欲望和对死的恐惧。黄钢认为,席勒这个时期的画作中,人物都是受害者的姿态,似乎经受着战争与流感的双重痛苦,形成一种末日之感。



  正如席勒名画《死神与少女》,身着彩衣的少女跪拜在死神膝下,眼睛望向他处,可能是一扇窗户,仿佛渴望着这个世界的光芒,带着无限依恋;而端坐着的死神是黑袍老者的形象,俯身与少女头并头,他细长的指尖穿过少女的头发,看不见拇指,同时在她的耳旁倾诉着什么,不置可否。在生离死别之间,形成强烈视觉冲击的心灵震撼。

  有记录的数据表明,在大流感中,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感染,妊娠女性以及分娩出的婴儿死亡率则高达26%。黄钢提醒,流感之疫的后遗症其实比较严重,一系列报道反映流感患者可能脱发、牙齿脱落、失眠、头晕、听力下降,嗅觉甚至视觉降低,而精神方面,抑郁症在1919年占有相当的比例。“新冠肺炎之后是否应该更多关注由此可能产生的后遗症,是否会有更多的相似性呢?”他探究着。



【“西班牙流感”系误传,第二波死亡率更高】

  1918年大流感与一战有何关联,为何又被误称为“西班牙流感”,如何在同一年发生了第二波?作为精品化的通识核心课程,黄钢在讲课中不仅“复刻”疫情之中画作如何诞生,也模拟历史场景。有画说画,有史说史。

  30多年前,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里,一位历史学家随手翻开标着1917的年鉴,书中记载1917年美国人人均寿命51岁;他又拿起1919年的那本年鉴,那一年美国人人均寿命同样是51岁;但他拿起1918年年鉴的同一书页,当年美国人均寿命只有39岁。1918,他的父亲对他闭口不谈,对父辈而言,这一年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。1989年,这部重述那段历史的《被美国遗忘的灾难》出版。



  黄钢认为,1918大流感堪称被遗忘的流行病“世界大战”。它发生在4年零4个月的一战后期,1917年起美国加入这场6500万人的世界大战。1918年春流感就在军中蔓延,而此时正值大批美国大兵参战,他们拥挤在密闭船舱中,跨越大西洋赴欧参战。各协约国阵营中,也出现发热、咳嗽等流感症状,流感的潘多拉盒子由此打开。

  事实上,一战中的西班牙是中立国,5月第三周首都马德里举行年度庆典,国王也在密集人群中染上流感,随后身边大臣都遭感染。黄钢解释称,由于当年其他参战国关切战事,对流感疫情的消息或忽视或封锁,于是西班牙暴发流感反而成了新闻,便被世人流传为“西班牙大流感”。

  历史有时惊人相似。在8月份流感出现一定缓解后,战争似乎也要结束了,主战方德国于1918年的“双十一”宣布投降。秋冬之际,在英法美等国,人们走上街头、集会广场,在欢庆胜利过程中相互拥抱,“天时人和”成了病毒传播的良好温床。黄钢发现,从当时的新闻资料照片看,汹涌人潮中,几乎没有人佩戴口罩,无甚防范措施。

  从时间线上看,席勒和妻子的病亡恰恰是大流感的第二波。黄钢表示,在春季流行中并没有高死亡率,而在当年11月份死亡率再创新高。



【医者感染献出生命,病毒无限而人类有限】

  早在公元前430年的雅典大瘟疫,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有着翔实记载的瘟疫,在人类文化史上是雅典文明黄金时代的落幕,在人类瘟疫史上则是一场序曲。而1918年大流感之后,上世纪50年代曾发生亚洲大流感,导致200多万人死亡。世卫组织测算,每年都有300万到500万人感染流感。

  在整个地球的瘟疫史上,画家们用自己画笔忠实地记录着艺术的真实。譬如考维尔作品《征服黄热病》,描绘了1902年古巴医生卡洛斯·芬莱对美国黄热病研究委员会主席里德报告,黄热病是由埃及伊蚊传播的。后来,委员会验证了这一假设。画面上,他们在古巴康威尔营区进行黄热病实验,卡洛斯自愿被蚊虫叮咬感染。后来,参与这项实验的拉泽尔不幸死于黄热病感染,献身于人类疫病防治事业。



  另一幅医学题材的名画也是名医的作品,他就是白求恩大夫的自画肖像。黄钢告诉师生,白求恩受过良好的美术教育,经常动手创作油画。这幅创作于特鲁多疗养院的自画像,眼神中透露出一点迷茫,展现了他罹患肺结核之后叩问生命意义的一刻。“向死而生,转身去爱”,之后白求恩奔赴西班牙,组建输血小分队活跃在救护前线,再后来他参加援华医疗队,不远万里来到中国,牺牲在抗战战场上。在中国艺术家画作中,白求恩因战地手术自伤而感染,左手不再灵便,却仍然用右手顽强地为伤员处理伤口。

 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《瘟疫与人》一书中所言:“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,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,而且,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,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。”黄钢希望人们意识到病毒的无限性与人类的有限性,“永远不要忽视生命的脆弱,永远不要低估自然的野蛮,永远不要轻视医学的力量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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